《周易》的前生今世
作者:  来源:  访问次数:1416  更新时间:2013-3-12

中央电视台的“青歌赛”上,有过这样一道文化问答题: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一语出自我国哪一部经典?标准答案是:《易经》。其实,这个标准答案是错误的。正确答案是《周易大传》,简称《易传》。

  《易传》是对《周易》一书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的著作,因为共有10篇文字,故又称《十翼》。翼是翅膀,这十篇释文就像10个翅膀,使古奥艰深的《周易》得以广泛传播。

  《易经》与《周易》,不是两名一实的重同关系,而是种属关系。《易经》包括三部书: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,即古人说的“上古三易”。

  自从阴、阳爻由数字中归类抽象出来之后,很自然地固定为六十四个六爻卦体,对这些卦体作出有序排列,并且各自给予一个卦名,便诞生了第一部《易经》。据史传,这第一部《易经》诞生于夏代初期,其名为《连山》。夏代之前,洪水泛滥,人或为鱼鳖;大禹治水,洪灾顿息,舜将帝位禅让于禹,建立夏朝。由于长期的洪灾,人们对赖以避难的高山心怀感激;洪灾之后的渔猎生活,山上盛产的野果和飞禽走兽,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;对山的崇拜,也就成为一种必然。因此,在对六十四卦排序之时,象征山的《艮》卦名列榜首,也就顺理成章。六爻重卦《艮》是由两个经卦“艮”相重而成,象形山连着山。所以,夏代制定的以《艮》为首卦的《易经》,便取名为《连山》。我国最早图腾对象“山”,也因此可以确认。

  由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,也是在以“山”为崇拜对象的夏代。个中原因,显然是洪水消减之后,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,在平原上安营扎寨的缘故。长期的农事活动,使人们对“春播一粒粟,秋收万颗粮”的土地产生了感情。于是,由“山”移情于“地”的观念随着农事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得以确立。

  商汤取夏政而代之,作为治国之策的《易经》,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编。由于古籍资料的残缺,我们已无法知道改编的全部内容,但是从商朝初期诞生的第二部《易经》称名《归藏》,可以确定这部《易经》的首卦已由《艮》改换为《坤》。坤为地,以《坤》为首卦的《归藏》,表达了商代先人对大地的崇拜,我们祖先由此进入第二个图腾崇拜时代。

  商代八百年,是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。成熟的农业生产,使先人们意识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并不取决于土地,而是取决于天气: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;洪涝旱灾,欠收甚至稞粒无收。于是,先人的观念又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变,即由对“地”的崇拜转向对“天”的崇拜。商朝末年,周族领袖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,在狱中对第二部《易经》即《归藏》作了全新的编纂,即史称“演易”。经姬昌重新编纂之后的这第三部《易经》,在周朝取代商政权之后正式命名为《周易》,即“周朝的《易经》”。

  由于观念的变化,更由于《周易》的诞生,《归藏》自周代始式微,但是,一直到春秋末期,它还有可能被完整保留着。据《礼记》记载,孔子为了解殷商社会,曾专门跑到殷商贵族集居地宋国,寻找并研究《归藏》;从孔子的“吾欲观殷道……得坤乾焉”的透露,我们也获得了《归藏》的首卦是《坤》,第二卦是《乾》的信息。汉代时,《归藏》可能还有较多内容存世,所以有易学家焦竑的“商时讲学者首重在静”之议论,经学家郑玄在《礼记》注疏中称:“殷阴阳之书存者有《归藏》,是亦以《归藏》为殷易矣”。

  现在所见的《归藏》佚文,一为收录在《道藏》中,二为前些年从湖北荆门王家台楚墓中发掘的竹书残简。这些佚文为姬昌“演易”的背景提供了信息。姬昌(周文王)“演易”,我以为主要包括如下几项内容:

  其一,对六十四卦的次序作新的编排,尤其是将第一、第二卦由《归藏》中的《坤》、《乾》改为《乾》、《坤》,由大地的至尊改为天的至尊。通过六十四卦的排序,系统表达对自然规律的理解、对事物的类与类之间有机联系的认识。

  其二,对各卦卦名的修订。对照《归藏》佚文,文王“演易”时对卦名作了全面的修订。例如,根据字义相同或相近原则,将《马徒》更名为《随》、《蜀》更名为《蛊》、《规》更名为《夫》、《荔》更名为《解》;根据字形相近或相通的原则,将《狠》更名为《艮》、将《毋亡》更名为《无妄》、将《奂》更名为《涣》、将《员》更名为《损》、将《碱》更名为《咸》、将《兼》更名为《谦》;根据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,将《濮》更名为《剥》、将《林祸》更名为《临》。此外,还有通过增减字更名,例如将《小毒畜》更名为《小畜》、将《大毒畜》更名为《大畜》、将《散家人》更名为《家人》。

  其三,在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的基础上,对卦辞、爻辞作了重新整理和精心编写,使得各卦的卦辞爻辞富于整体性;每卦的卦爻辞,都能完整地反映一类事物情况发展变化的规律,或系统地展示某一思想观念。卦爻辞的譬喻例说,达到了“以言明象”的目的。

  从西周到东周,《周易》不仅是周王朝的治国大纲,也是朝廷及贵族决疑解难的工具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的二十多条占筮或援引《周易》决疑记载,便是《周易》权威性和实用性的直接表达。

  春秋末期,“善为《易》者不占”成为风气;孔子晚年喜《易》,以致“韦编三绝”;为学生讲《易》,留下解读《周易》的数篇文字,与前人留下的几篇资料性文字一起,合编成《易传》,遂使得《周易》如虎添翼,进入每一位读书人的书房,并进而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“统编教材”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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